海洋史是一个研究涉海人事或者说人类社会与海洋关系、关联的领域，包罗万象自然不在话下。然而，海洋史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描述或叙述，更多是希望从涉海史事中认识更深层次的人类历史发展图景及其意义。对于海洋史，一般公众印象可能除了跟“海”相关，并无太具体的感知；在专业学者中，海洋史的研究又可谓千差万别，互相之间也未必能通晓或对话。总体而言，海洋史相关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海洋文明；海洋空间；海域史；海交史、航海史；造船技术、水下考古；海上贸易；海上人群、寇盗、移民；海防、海疆；海洋文化、信仰与风俗、文学；滨海地带、海洋经济等等诸多领域。以下稍就这些领域略述一二。

海洋文明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的关怀而生，一开始更多是作为从“船坚炮利”的刺激到近代史上“器物制度思想”的认识逻辑的衍生产物。对“西方”海洋文明的推崇在1980年代的《河殇》中达到高峰，黄土文明被塑造为二元对立的另一面。然而这种划分排除了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等其他一些在历史上的中国也长期并存的重要社会经济文明形态。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在当代史映射下对海洋文明的研究又更多强调历史上的海洋经略和成就，另一些研究则与世界范围内海洋文明的研究合流，以全球史的视角去看海洋的联通和文明的共享。

海洋空间的研究则体现出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特点，除了整体的空间理论外，重在描述诸如海峡、海湾等特定地理节点、地理环境或任何大大小小的以地理空间为导向的独特性或联系性。因此，海洋空间的研究与其说是海洋史不如说是历史地理研究。海洋空间聚焦的区域活动演变除了时间维度的历史感外，也带来空间的拓展。诸如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和东南亚沿岸相关航行路线受航海技术、政治格局等因素影响的变化也逐渐得到揭示。海洋军事空间的研究则与军事史和国际关系史相结合。

海域史即把大洋、海湾、海峡等作为区域史或“整体史”研究的取径。因此，海域史和海洋空间研究最大的不同，是其涵盖范围不止海洋，更有周边相关的陆地，譬如地中海海域史的研究范围一定有北非，甚至也一定要包括日耳曼地区。海域史也是“年鉴式”的研究，重在考虑社会结构“长时段”的问题。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的经典名著、苏尼尔·阿姆瑞斯的“孟加拉湾”，均属于相关范式。在东亚，最早发展起来的是亚洲海域史研究，朝贡体系、海关史、“亚洲的地中海”、东部亚洲海域等议题均较为引人注目；在美洲，跨大西洋史继承早期奴隶贸易、殖民史的研究显学，出现了如欧美革命同频共振、加勒比地区糖业全球影响等具有全球史特点的诸多议题，极大丰富了海域史研究的内涵。

海交史、航海史是海洋史的常规领域，包括海上交通、以某一地区（如中国或日本）为中心的海外交通、海上航行的历史。在我国，由于有研究西域南海史地的深厚传统，海交史在海洋史各领域的研究中向来较为主流。不过，这一方向长期更多被视为“中西交通”或“中外关系史”的范畴，海交史和航海史只是其下的一个子集，与文化和宗教交流、边疆民族等其他方向并行。20世纪初，冯承钧先生等前辈对于史地名物的考证基本与欧美日汉学家处于同一高度；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海交史考证遭遇一定瓶颈，很多研究人员开始推陈出新，从而促成了海洋史其他方向的勃兴。

造船技术、水下考古的研究是航海史的另一个分支，属于“技术流”。前辈学者对造船和航行、帆船史等领域的精细研究奠定了这一方向坚实的基础。随着基本要点确立，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海洋考古学或者说“水下考古”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海洋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研究文物遗迹来探讨人类利用海洋环境和展开海洋活动历史的学问，对水下遗址、文物、人类遗迹和景观的研究也是为了进一步明晰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人类的历史与文化。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该领域日益突破水下作业的体能和性别制约，无论是地中海水下古代城市遗址研究、波斯湾水下考古还是环南海沿岸的沉船发掘，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海上贸易是海洋史的另一个常规领域。早期海上航行不会无缘无故开展，政治、宗教与商业是其后的主要推动力，因而海上贸易与海交史天然联系在一起。海上贸易研究看似相当主流，近些年却面临各种平铺直叙、低水平重复的困境，无论是贸易路线还是贸易网络，都缺乏层次感而略显单调，议题选择上也鲜见方法论上的突破或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与海交史一样面临瓶颈。但经济史方面（货币史、贸易史或商业史）的议题仍有不少推进，尤其是欧洲和中国之外，印度洋和东南亚货币、商贸研究作品不断涌现。

海上人群、寇盗、移民是与海上贸易共生的主题。对海上人群的研究始于海盗、海寇、海贼这一类极具魅力的秩序挑战者或海洋冒险者。对这类“标签化”人群的关注使学者们逐渐探查到相应的权力关系、地区生态和社会结构，研究也从“事件”相应转向“结构”，或转向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和全球史。与前述“变态”海上活动人群相比，移民更为“常态”，其行为本身也是更为持续和稳定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移民研究覆盖原乡、迁徙过程和东道国社区、在地化等内容，本身也是区域史和全球史的一环。另外，前述海洋空间领域亦有移民空间的说法，这一说法将大西洋或太平洋视为欧洲或亚洲向美洲大陆的迁移空间，从航线、船舱内部视角（人员经历）等空间活动考察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

海防、海疆是与海上人群、寇盗相背反的主题，属于“甲方乙方”或者说“攻防转换”的性质。这一主题的特点是一定存在一个“中心”，然后才谈得上“防”和守卫特定的“疆”。是故，有些主张海洋史“去中心化”特点的研究者不太偏好这一主题。海防海疆研究在中国史领域明清以降时段颇受重视，与近代以来的时局有关。相关海防研究作品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沿海行省和直隶地区，但研究深度和层次受限于资料和历史事件核心关联度而参差不齐，诸如广西与海南的海防研究就相对薄弱。世界史范围看，日本、西北欧、北美虽也有一些海防研究，但由于这些地区近现代海上军事势力较强，海战往往替代沿岸防御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海外扩张”则在另一个维度上代替了“海防”。

海洋文化、信仰与风俗、文学是近些年来开始被海洋史研究关注的议题。这个领域传统的研究为民俗学和文学主导，虽然在中国史领域诸如妈祖、王爷、送王船、保生大帝等民间信仰研究颇多，但更多是在社会经济史和宗教史范畴展开。近年来，因跨区域研究的兴起，以上列举的研究因为很多涉及跨境跨海网络，慢慢也就有了“海”的味道。文化遗产的兴盛一定程度也促使海洋史的这个分支与民俗学、海洋文学形成学科领域的一些交叉。

滨海地带的概念最早由鲁西奇先生提出，指海陆交界处独特的生态地带。不过，其特殊性在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论述孙恩、卢循起义时已体现出来。在治明史的学者中，对张士诚、方国珍等与朱元璋敌对的势力的研究也体现出这一地域社会经济形态可以对历史进程施加的影响，延展面及至“苏淞重赋”等传统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议题和争论。滨海地带涉及的问题多至渔业、盐业、养殖、围田等领域，研究亦形成不同的小圈和壁垒。虽然说这些领域也都可以属于“海洋经济”，但后三者又有很大一部分也可以是陆地“经济史”的内容。“海洋经济”研究本身也千差万别，除了这几项，远洋捕捞、深海装备、碳中和、海岸带、红树林等近代海洋、环境和生物科学的研究也都可以放入“海洋经济”这一领域，使得该“大箩筐”领域的对话更加“鸡同鸭讲”。整体看，海洋史学者的海洋经济研究仍限于渔业史以及部分盐业史的范畴。

与其他专门史诸如中外关系史、经济史、环境史、医疗史相比，海洋史的“专门”程度基本和中外关系史、环境史持平，门槛低于专业度更高的经济史和医疗史；在“联结”度上，几种专门史都体现出较强的特性；从“比较”性看，经济史更胜其他专门史一筹。也就是说，在这三个维度上，海洋史并无任何优越性。但是，在领域和可延展议题的扩张上，海洋史目前似乎超过了其他专门史。海洋史外延的扩大导致其在很多地方并无特别清晰的边界，其他专门史虽然或多或少也会呈现此种特点，但除了全球史，外延均相对可控。究其原因，恐怕跟这两者不仅是一个领域更是一个视角和方法有关。

作为我国西域南海史地之学的重要分支，涉海历史的研究与近代学术的建立同步，然而真正“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要迟至1980年代以后才展开。至21世纪，学界已进一步将原有偏向海洋社会经济、航海史、交通史的研究扩展成更为综合与包罗万象的海洋史。海洋史研究视角“以海为中心”的转换也带来所谓研究的“全球史转向”命题，海洋作为互动区、网络的观念以及文化与物种的交流和碰撞、移民与殖民、贸易与帝国等研究主题也与全球史产生交叠和联系。全球史主要是对世界历史范畴内跨文明或跨文化互动的研究，从1960年代的世界通史开始，到1970、80年代的物种、生态和跨文化交流研究，再到1990年代作为实证性学科的建立，以及21世纪微观、中观层面诞生的一系列名作，全球史目前方兴未艾。不过，全球史研究越多、队伍越大，也就越来越转换成一种视角和方法，而不拘泥于具体研究的区域和国别，这点跟海洋史高度相似。二者目前所呈现的问题也很相似，即过于强调互动和转移，或者所谓的“流动性”。但是古今中外社会权力体系和等级秩序的影响力从来都相当强大，过于强调位置性而反对中心论不是一个完美的视角；披着本土知识外衣的替代性视角也容易沦为普适性价值取向的对立面。在此意义上，海洋史或全球史推崇的流动、去中心化、在地传统均有其限度。

就学科设置和训练而言，海洋史当前普遍只能被置于中国史的二级学科“专门史”之下成为三级学科，与其他各种历史一样略显边缘甚或受到压制；就研究内容而言，则受学科分割影响日益无法适应中国之外世界其他区域相关主题的研究要求。但有条件和师资力量的研究机构，则可以依据各自实际情况在中国史或世界史一级学科之下自设二级学科，从而使这些领域在专门史的“大箩筐”下各自获得成长空间。我国几个比较重要的海洋史研究集群包括台湾“中研院”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计划团队、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海洋历史与考古团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团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团队、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亚海域史团队、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团队等。其中，厦门大学自2002年起即自设了海洋史二级学科的博士招收方向，迄今已培养40多位博士，不过该量级的科研人才培养相对全国的体量而言显然远远不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14年开始自设专门史（海洋史）硕士方向，10年来也只培养了20位硕士，可谓杯水车薪。从研究期刊看，目前国内主要有《海洋史研究》《海交史研究》《国家航海》《海洋文明研究》《海洋文化研究》5本，前3本是CSSCI集刊核心或CSSCI期刊扩展，后两本为普刊，亦即尚无一本有CSSCI来源期刊的地位，一定程度也说明这一领域的科研地位仍未达到主流位置。国外刊物亦只有《太平洋历史学刊》（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大西洋地区历史学刊》（Acadiensis）等少数为A&HCI核心期刊，其他Journal for Maritime Research、Journal of Maritim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Journal of Maritime Archaeology、Maritime Studies等相关刊物均只进入Scopus。从另一个角度看，海洋史目前并未形成权威的或非常严谨的定义，反映的可能是其仍是一个在不断发展、尚未完全成型的领域，因而也留给学者们广阔的探索空间。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专门史的海洋史只是历史学下面的一个子集，所以无论就本体论、认识论而言，还是从方法论看，都没有脱离历史学的独特之处。不同海洋史学者进行的研究和实践，即便不带任何预设或倾向，也总归属于特定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潜隐暗流下的呈现。例如，研究海洋名物和各种涉海历史概念、观念史的学者大概很难否认其本体论是“思维”而非“存在”；以人本主义认识论研究海战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档案派”，在方法论上大致还是会接近兰克史学，而以科学主义认识论研究海域史的学者，大概率倾向年鉴史学；新文化史和全球史在海洋史领域虽然可以有很多交集（比如18世纪一位传奇女性伊丽莎白·马什跨越美、非、欧、亚四大洲及其与启蒙运动、帝国战争、奴隶贸易和航海交织的人生），但在同样的诸如海上人群和移民方向的实践上，前者显然更偏向人员和事件或行为模式的文化意义，后者更多关注迁移地区的联系与人物、事件和社区体现出的地方或全球意义。史学工作者当然不能将历史研究简化为“排列组合”，从而设定无趣的定论，而应该对这种潜隐暗流抱有足够的认知和省察。只要具备足够的自觉，海洋史领域这些不同层次和方式的实践自然也可以对历史学产生贡献，从而丰富我们学科的理论、方法，增进学科本身对人世的深深关怀。